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，法国“五月风暴”的亲历者讲述他在 1968 年那个夏天

就在我放弃仍石头之后，警察走向街垒区冲向我们丢催泪弹，有人被警棍打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泪弹，还看到很多人流血，场面变得很混乱。过去我根本没参加过这种活动，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现场有很多人在哭。

我跟女朋友，觉得待在现场很危险，说不定突然有警察出现在对面，用棍子打你。我们这一代还真没看过这种情况，一方面有点怕，另一方面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后来想想说不定还有人死了。

凌晨两点之后，我跟女朋友决定先撤退，因为她家就在拉丁区，距离这里不远，我们先躲回她家，但因为担心现场状况，就一直听着广播想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一直听到早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柯恩·邦狄接受广播媒体采访时，就呼吁学生不要再来现场牺牲，警察非常残忍。

当时国家广播电台是不被允许报导学运的，不过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国家，还是有私营电台会报导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要想知道哪里有抗议活动，就可以听广播去凑热闹。

媒体开始报导当晚的事，头版头条都是现场的照片，很多人非常惊讶巴黎中心竟然会出现这种事，工会组织就联合起来用罢工支持学生。当时主要真的是怪警察太凶、搞得太厉害，本来真的不用那么严重。

五月风暴抗议现场（图 / Wikimedia）

街垒之夜后的巴黎（图 / paille-fr@flickr）

几百万人响应大罢工，巴黎进入瘫痪状态

“十年足够了！” 这是 5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主题，抗议者要求执政十年的戴高乐政府下台。此后，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了，以便传播造反的消息，几天内，大约 200 万人响应罢工，到 5 月22 日，人数上升至大约 900 万人。

5 月 13 日是工人串连大罢工，前一天的晚上（12 日）我回到家，就连我父亲的小学都说要响应罢工。戴高乐政府太野蛮了。我想这是一种积累，就是大家本来已经有不满了，因为一个事件触发。

这一天，我们就一起坐火车去参加罢工，本来火车也是要罢工，但他们开车是为了载抗议的人。

一到巴黎火车站，我就看到竟然这么多人，这打破当时的纪录，现场应该有一百万人。当天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很多路都走不了，那个气氛是很难想象的，这么多人一起喊口号、唱《国际歌》。

最有意思的地方是，后来有人说索邦大学开门了，活动分子就邀请工人和学生一起到校园里面辩论。我也去了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我怎么也去参加了这场辩论。我本来是一个害羞的人，不喜欢公开说话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公开说话。

那天柯恩·邦狄和其他学生领袖把一些人带到索邦大学里的一个教室里，那里可以容纳几百个人，接着一群人在里面开始辩论。

很多工人说支持学生，但觉得学生不了解工人，双方的问题不一样。（注：当时工人们是希望针对工资与工厂进行激进改革，但学生则是希望对生活进行进行改革，主张并不是相同。）

然后，我就拿起麦克风要大家不要上当，这是政府的阴谋，是分离的手段，工人和学生应该团结起来、反对政府。那天晚上有几百个人在说话，我只是其中一个，但我很兴奋，也很想说这些话，就非常自发地拿起麦克风。

“再见戴高乐！告别戴高乐！”

说起来，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唱了几百遍《国际歌》。

其实五月风暴一开始气氛都是好的，到后面就变成有点乱。那段时间，成天都是示威游行，有个抗议我很投入，印象很深。

5 月 15 日，学生准备去占领一个国家话剧院。我跟我女朋友也去。

有趣的是，进剧院之前，我女朋友突发奇想，看到剧院门口挂着国旗，就说要坐在我的肩膀上，接着她把国旗拿起来，然后把蓝色、白色的部分撕下来，只留下红色国旗，挂回原位。

我们从小就知道巴黎公社，或是革命的事，有时就想做一些行动。我记得那天很好玩，有人弹钢琴、有人辩论、有人讨论问题。

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，整场运动晚上像打仗，但白天都很像假期。虽然那个时候法国瘫痪了，没有车、没有汽油，但你走在街道上，气氛很好。有个抗议口号是 “在铺路石头下，就是海滩”，我当时一看到，就肯定这个人一定有参加运动，因为你拿起石头，会发现底下真的有一层沙子。

这个运动有个很大的功劳，完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每个人的话语都被解放了，我跟父母说了很多以前没说过的话，街道上每个人都是朋友。这种气氛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。

当时买东西、吃东西都有问题，但我们不管，就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正在写历史。这种气氛真的很让人怀念。

5 月 24 日那天，我又再参加抗议，当时听到广播，戴高乐说决定举办公投，那一刻，现场所有人都欢呼，大家一起高喊着：“再见戴高乐！告别戴高乐！”。

我觉得他既然搞一个公决、肯定会被打败。

五月风暴巴黎街头的日常（图 / Wikimedia）

那些改变不了世界的年轻人

5 月，学生与工人确实短暂占据了社会的主要位置，然而 “假期氛围” 终究还是不切实际，右派势力伺机而动。

5 月 30 日，戴高乐的支持者组织了一场游行，从杜伊勒里宫到星型广场，这是学生失势的一个证明。6 月 23 日的议会选举结果，学生们支持的所谓新左派，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席位。中间偏右的政党反而获得了 100 个席位。这样的结果更是另一个沉痛的打击。

这场运动改变了我，本来我并不热衷参与政治活动，但后来我参加 “托派” 的组织（托洛斯基支持者）。这个组织有份报纸叫做《红色》，也卖过他们的杂志，参加活动和示威。

托派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国际主义，这方面挺适合我，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我也学了不少东西。 但他们也有教条主义，内部也有派系斗争，毕竟托派根本没有实质政权，一切都是纸上谈兵。

我参加这个组织六个月之后，就觉得，我果然不适合参与政治组织，我比较喜欢怀疑一切，很不适合当政治家，所以就离开了。

五月之后，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出路，全世界的左派开始失望。

1968 年 8 月份苏联侵略捷克，就因为有个共产党想让捷克比较自由，我们觉得苏联非常可怕，这哪能说是社会主义，根本是集中营。

当然，我们也逐渐知道文革并不浪漫，本来只知道 “造反有理” 、“年轻红卫兵参与政治” 那些口号，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1970 年代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，以我个人而言，我开始清楚一个晚上的革命，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完全就是幻想。

我们当中有些人变成改革派，有些人彻底改变了政治倾向，毛派特别是后者，他们有些人转变成特别右派，觉得资本主义是唯一出路。托派大概都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。

当然，像柯恩·邦狄还是积极参加政治，后来他在德国成立了绿党，从 “红的” 变成 “绿的” ，其实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既红又黑（注：黑色意味着 “无政府主义”）。

柯恩·邦狄成立德国绿党（图 / thegreenparty@flickr）

说真的，这个转变过程非常痛苦，我知道有些人因此就自杀了，他们根本受不了这种绝望的氛围。所以说，整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个悲剧，一个关于失望的悲剧。

有个毛派知识分子，后来放弃一切跑去当工人，最后发现跟预期想的不一样，发现自己错了，但又拒绝承认。有一天他就拒绝说话，一直到现在。他的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我的父亲拒绝说话的那一天》。

不过，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面对现实，虽然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，但我后来再也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，顶多就是投投票而已。

1970 年代，我在香港待了 6 年以后，觉得还是得回到法国，于是考了法国中学的中文老师。

所以现实就是，我还是当了老师。

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

有些中国朋友到现在都会开玩笑说我是红卫兵，我会笑，也知道他们是善意，但我知道那完全是两件事。我真的不是。

（编辑：网站开发网_安阳站长网）

【声明】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，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站立场。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，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!